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

　　近日，经合组织（OECD）副秘书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卡洛·帕多安（Pier Carlo Padoan）就经济模式的转变撰文。全文摘译如下，供参考：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宏观经济政策日益以规则为基础，且结构性政策更加重要，经济模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自9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时代，由于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平稳，被视为传统经济模式的成功典范。但表面好看的经济数据掩盖了日益严重的失衡问题，最终导致了2008-09年的金融危机，一些曾被公认的必然规律也失灵了，各国探讨新的发展模式。导致失衡的原因有哪些呢？

　　首先，自90年代中期，随着贸易壁垒的消除、资本流动的开放、新技术的传播及铁幕政策的废除，世界经济一体化增强。对中国这个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言尤其如此。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常帐户一直保持盈余，石油输出国等也有类似情况。由于全球储蓄充足，美国等外部赤字国家能够以优惠的条件为其经常账户赤字融资，并将债券收益率保持在较低水平--尤其是全球化意味着全球范围内低技能劳动力大量增加，使通胀保持在低位。因此，货币政策可以支持经济发展，加上“金融创新”过度，导致风险及杠杆化过高。

　　其次，2000-01年的互联网泡沫导致系统性风险过度累积，应引以为戒。然而，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并未得到有效监控。决策环节没有考虑到顺周期性的快速发展对金融杠杆化和风险的推高作用、风险积聚以及冲击可能跨境跨市场蔓延等因素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次级贷款仅占美国金融资产的3%，却引发了全球银行体系的动荡，导致了资产价格下跌及银行损失增加的恶性循环。此次金融危机暴露了传统经济模式的严重弊端，包括：

　　其一，虽然货币政策实现了控制通胀的目标，但这主要得益于全球化的支撑，即经济活跃时的通胀压力得到控制。也有评论称这最终导致了宽松政策的滥用。

　　其二,财政政策缺乏激励机制，在经济运行良好时未能建立有效缓冲，也未能管理私营部门不断增长的失衡以维护公共财政稳定,从而导致了主权债务危机。

　　其三，金融市场监管未能及时控制杠杆化不断提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对金融全球化可能引发金融冲击跨国蔓延关注不足。

　　最后，采取结构性政策的国家间缺乏协调，导致跨国间储蓄和投资失衡持续存在。

　　各国就上述问题已取得共识，并将推动经济模式发生新的转变。虽然尚难以准确预言新的经济模式，但一定会包含以下因素：

　　第一，为继续发挥、强化全球化优势，新的经济模式应通过保持可持续、公平和绿色增长，实现金融稳定。结构性政策非常关键，其目标应超越较长期增长目标，如促进财政整顿，通过其对经常帐户和资本流动的影响缩小全球失衡，以及短期内的辅助作用。但所有经济政策，无论是审慎政策、财政政策、结构性政策还是货币政策等，都应在各自适用的范围内发挥作用，综合运用可实现效用最大化。

　　第二，应建立一种机制，一方面可允许各国制定的不同政策并存，另一方面可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这就要求加强国际合作、监管和交流，突出重点，同时将多国政策并存的负面效应降至最低。当前通过国际协作强化全球范围审慎框架正反映了这一点。此外，G20《强劲平衡可持续增长框架》也旨在通过综合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结构性政策及汇率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财政可持续的同时，将全球失衡不断加剧的风险最小化。

　　第三，需加强国际合作强化国际货币体系。今后一段时期内，预计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将会升值。如果名义汇率固定不变，则需通过调整工资及物价水平来实现货币升值，但要避免增加对发生通货膨胀的预期。而持续的货币偏差可能导致外部失衡，具有不可持续性。所以，需通过改革，促进货币汇率更加符合经济基本面，以保证名义汇率调整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当然，汇率过度波动也存在成本。

　　最后，大规模逐利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会增加该国货币升值的风险，降低竞争力。为有效疏导、吸收资本流入，新兴经济体应综合运用各种宏观经济政策；需通过强化宏观审慎框架，增强银行部门的抗风险能力，以进一步控制金融动荡的风险。OECD认为，通过鼓励外国直接投资等更加稳定且更富成效的融资方式，来降低资本流入带来的金融稳定性风险是一种可行的方法。资本控制应是最后才考虑采用的手段，且应以确保公平为前提。

　　（来源：经合组织 2012年01月31日 摘译：亚太财经与发展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