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年初，此碑由汉中市烟草专卖局斥资购得后，作为贺礼捐赠给中国烟草博物馆。

　　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王安石在赋役制度方面推出了均输法、募役法等改革措施。

　　当时，政府除了征收田赋外，还要向各地征收土特产作为贡品。每年不论丰歉，州府都要按定额发送京城。改革中，王安石推行均输法，设发运使统管淮南富庶六路（省区），凡京城所需贡品，就近直输京城，过剩贡品就地卖掉。同时，政府拨款五百万缗（贯），丰年低价购储部分物资，移丰补歉。苏东坡却反对均输法，认为这既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又影响了国家的商税收入。国家“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税）之额所损必多”，是“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宋史·食货志》）

　　改革中，王安石还推行募役法，规定应服役之户，一律依照政府划分的等级，随同夏秋两税缴纳免役钱，不再服差役。政府用这些免役钱雇人服役。苏东坡认为“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虽其间或有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苏东坡集·奏议集》）改百姓出力为出钱，是对百姓利益的一种损害。尤其是遇灾年可免赋税，但役钱不能免，等于增加一项苛税。“二害轻重，盖略相等，今以彼易此，民未必乐”，因此坚决反对。

　　但苏东坡并非像司马光一样保守，只是反对王安石急于求利，他希望通过缓和的改革，兴利除弊。他主张“轻赋役”，提出减免零售商的赋税，刺激商业的发展，增加商税收入。“小商人不出税钱，则所在争来分买；大商既不积滞，则轮流贩卖，收税必多。”他在被贬为地方官时，曾减赋赈荒，不断兴革，也颇有政声。

　　两人虽政见上有分歧，但在许多方面仍互相欣赏。王安石去世后，苏东坡撰文写下了“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给予王安石高度评价。